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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yun全站kaiyun全站空气质量标准修订，成为了自上而下都在关注的热点线 日，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李天威在月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生态环境部已于 2022 年启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工作。

　　现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于 2012 年修订发布、 2016 年全面实施。这些年，空气质量显著改善。与 2015 年相比， 2024 年全国 GDP 上升 63% ，汽车保有量增长 111% ， PM2.5 浓度却下降了 36% 。 2024 年，中国近 3/4 城市 PM2.5 年均浓度达到 35 微克 / 立方米的国家二级标准，其中近半数达标城市已优于 25 微克 / 立方米。

　　但李天威坦言，“空气质量改善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PM2.5仍然是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大气污染物，PM2.5年均浓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非意外全因死亡率，包括非传染性疾病和下呼吸道疾病等，将上升8%。从国际比较来看，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是5微克/立方米，美国是9微克/立方米、欧盟是微克/立方米、日本是微克/立方米，中国的二级标准“只比印度和埃及要严”。

　　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可以怎么做？经济账、社会账、健康账，怎么算？《知识分子》邀请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世秋，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阚海东，能源基金会环境管理项目主任刘欣共同探讨。以下为对线

　　从2024年数据来看，北京的PM2.5年均浓度降到30.5微克/立方米，这是一个明显的改善；全国范围，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降到了29.3微克/立方米，比2023年下降2.7%，优良天数的比例达到87.2%，同比上升1.7%。而十年前北京和全国的优良天数还不到50%，这说明空气质量有了显著提升，重度及以上污染的天数也在迅速减少。

　　这些数据表明空气质量确实在持续改善，但为什么大家还会觉得污染又回来了呢？这其实是一种“水涨船高”的效应。人们对空气质量的期望越来越高，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重污染和轻污染的数据是一回事，而公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才是最重要的。因此，人们对空气质量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的期望是合理的，这种期望也为大气污染控制提供了动力。大气污染控制的重要目的就是保护公众健康，保护公众健康是推动空气质量改善的主要动力。

　　2024年12月，北京的PM2.5平均浓度只有19微克/立方米，是近年来最好的水平。这是因为北风强度不大，但能把污染往南吹，而南边的暖湿气流也不强，导致污染在中部地区滞留，像河南、湖北等地kaiyun全站，以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交界处污染较为严重。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气流相对稳定，也是经济工业发展的重要区域。冬季不冷，寒流不至，暖湿气流又上不来，导致北京空气质量较好，而中游地区则出现积累。

　　大家说长三角地区污染反弹，也是要相对来讲。从2024年来看，长三角31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是33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了0.9%。长三角2024年上半年反弹稍微严重一些，下半年有显著改善，这与当地经济复苏有关系。另外，2024年江苏一带春夏之交气温上升较快，用电高峰频繁。江苏省统计2024年全年用电高峰有八次，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所以能源需求攀升也导致了污染排放增大。

　　我有过担心，这既是人的正常反应和本能使然，也是基于专业直觉。疫情结束后，社会经济活动逐渐恢复常态，而疫情三年对经济活动正常进行造成了诸多影响，可能会出现报复性增长。管理者在面对生存需求和生活保障与更好的环境质量时，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和决策，会不会在环境保护方面有所退缩呢？也正是因为这种关注和担心，让我们可以正视社会-经济-环境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做出权衡取舍选择的困境，正视真实世界里面存在的真问题和各种可能的风险，尽早提前识别和发现这些可能的风险和需要克服的挑战，并在了解公共决策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目标考量的基础上，尽早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和行动。

　　尽管关注和担心，但同时，我也保持足够的乐观。乐观的理由有很多，我只强调两个：第一，公众对蓝天白云的向往和对更好的空气质量的需求，这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民意基础。尽管我们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了曾经的污染情况和长期重污染天气是什么样子，但那种如同生活在“粥”里面的感受，如果再现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人是无法接受也不愿意接受的。换言之，人们对包括良好空气质量在内的生活质量的需求是不断提升的。第二，历经长期的空气污染治理历程，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这为持续改进空气质量的政治意愿和各类政策与行动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不认为中国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的努力会出现退转。

　　再者，从长期战略和现实选择的角度来看，环境政策放松且出现大的退步的可能性也不大。原因在于，一方面，长期来讲，全球更清洁、更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因应对大气污染、气候变化所推动的中国能源转型、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进程，不仅有效遏制了空气污染，同时，也已经使得中国的技术、产品和企业具有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如果中国希望自己是未来绿色发展的引领者或者是贡献者，还是希望维系甚至极大提升国际竞争力，都不可能放松环境保护、包括控制空气污染的要求。

　　回顾空气污染治理之路，可以说，我们通过过去十年的艰苦努力，以全球范围内史无前例的速度削减了主要空气污染物，改善了空气质量；但也有人说，这一切是以付出了很大经济和社会成本为代价实现的。付出了多少，又得到了什么，这其实是所有公共决策都需要回应的问题，郝老师能否从政策议程推进和成本效益的角度，为我们回顾一下来路。

　　空气污染控制措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以我国能源体系为例，通过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推动的燃煤电厂超低排放要求，推动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清洁燃煤发电体系。电力行业的发展曾引发长期争论，2003年我国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电力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加严遇到了较大阻力。但随着从新型工业化道路到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推进，我国燃煤发电体系实现了大跨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产业发展方面，空气污染治理也给汽车行业带来了赶超机会。我国汽车产业起步较晚，但城市高度密集、机动车高频使用，使得机动车污染备受关注。“大气十条”推动我国机动车排放标准从国一国二提升至国六，甚至讨论到国七标准。在发展模式上，除了燃油车，我国将电动车使用放在突出地位，强调电动化。燃油车是工业发达国家先发展起来的，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上海牌汽车虽属较好，但后来机动车引进多是国外汽车公司到中国生产。我总开玩笑说，中国的汽车产业是“寄生”在国外公司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不过，电动车在全球基本处于同一发展起跑线，我国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而且，这与我国国情相关，当时对电动车的讨论较多，是否下决心发展是个问题。当时我和原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所长周大地做相关研究，周大地研究电动车对能源安全的影响。我国能源安全主要面临油气对外依存度大的问题，汽油车的发展又加大了对外依存度，而电动车有可能减轻我国对石油的依赖度，增强能源安全性。我负责研究电动车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作用，显然城市污染排放减少了。即使使用燃煤电力，由于燃煤电厂的超低排放，总排放也减少了，从环境友好性也做了研究。除了改善空气质量、健康受益之外，空气污染治理还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华和北大是邻居，以前晚上两校经常停电，清华有个“土电厂”，还能稍微调剂一下用电，而北大没有土电厂，一停电，很多北大同学就骑车来清华上晚自习。当时高峰期拉闸是个基本规律。现在，我们保障了安全供电，也促进了社会发展。对于如何评价大气污染治理带来的效益，我觉得抓住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同时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也很重要。

　　大家可能注意到唐山是钢铁之城，唐山2024年成为全国第27个“万亿GDP”城市。能在大气污染控制力度这么大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总量的上升，这是很好的典型。“大气十条”曾公布空气质量倒数十的城市，当时河北省占了一大半，与河北是钢铁大省密切相关。现在很多城市都退出了倒数十名，河北省的经济在改善空气质量过程得到发展。所以，经济社会与环境可以实现协调发展，大气污染治理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态势。

　　在现代社会制定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时，除了考虑长期战略、长期可持续发展、政治意愿、民意以及各主体诉求等因素外，首先需要回答或者论证的是，值不值得，应不应该或者该不该做的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和论证该不该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或者依据，就是从环境经济学分析的角度，这个政策或者决策的所得是否大于所失，也就是效益是否大于成本。如果预期效益小于成本，也就是失大于得，当然可以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就是这个决策是不恰当的或者是错误的。如果预期效益大于成本，至少可以说明这个决策从得失选择的角度是可行的，是值得采取的行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成本和效益分析，尽管因不同研究所覆盖的范围和采用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截至目前，针对空气污染治理的效益和成本的相关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就是空气污染治理的效益远高于成本，相关结果的差异在于：效益高于成本是几倍还是几十倍。从这个意义上，目前已有的研究，无论是保守的估计还是相对更激进和范围更广的分析，都表明，空气污染治理的预期效益远大于实际发生的成本，那就说明，从全社会的角度，治理空气污染、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是值得采取的行动。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空气污染治理已持续了很长时间，中国从开始研究空气污染到持续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并取得显著成效，经历了50多年的长期艰苦历程，特别是过去十几年的努力，使得中国总体空气质量呈现出稳步提升的趋势。而当下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城市中四分之三已达标，那还要不要继续达标或继续改善空气质量？若要改善，方向和标准又该如何确定？

　　各国包括中国的经验都表明，空气质量标准的制定和修订都在空气质量管理系统中发挥着统领全局的作用，可以说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大气污染治理的基石，而标准的不断升级则是空气质量改善的持续推动力。通过标准修订能够发挥标准的带动全局的作用，这既体现在空气质量改善上面，也体现在对空气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的推动方面。

　　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强调要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而标准是产业和结构调整以及绿色转型包括双碳目标实现的重要的政策抓手。在中国已经四分之三的城市已经达标的时间段，通过提标不仅可以提供持续的空气质量改善的信号，也是借助提标在推动空气污染治理的同时，驱动中国向绿色发展的持续转型，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研究发现，提高或加严空气质量标准带来的健康效益明显，当时我们的研究仅是基于的过早死亡风险而不包括患病及相关风险。从总效益角度，即便用最保守方式估计，我们的研究表明，因规避过早死亡风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4%之间；同时，也明显发现早行动或早达标比晚行动和晚达标带来的效益更大；从区域和空间的角度，无论是重污染区还是轻污染区或者相对清洁的地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健康效益都非常巨大，加严标准都会给各区域带来可观的健康效益。

　　最直观的感受是，和十几年前对同类企业进行访谈的情况有所不同。早些年，去企业和行业调研时，听到最多的是很多企业和行业都会抱怨环保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和负担，导致它们成本上升、经济困难等等问题。然而，在2021年、2022年的访谈中，很少会听到此前的压倒一切的抱怨，当然，这并不是说企业压力不大，而是尽管压力很大，但会更多地思考如何改进技术、控制污染，也更多地会讨论到，如果空气质量标准持续提高，企业应如何加大研发投入，在哪些方面还需进行技术更新改造等。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这些行业的技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燃煤电厂为例，由于实行超低排放等措施，中国很多燃煤电厂的能源效率其实与全球最好国家的燃煤电厂的能源效率不相上下——如果不是更好的话。可以说，是站在了世界前列的水平，其他行业也是类似情况。这说明经过过去这些年加速且加严的行动，这表明，行业和企业对“降低排放、控制污染”以及“提标”等的认知已从早期的抱怨和被动应付转向了主动适应甚至是提前行动的过程，这种趋势非常重要，因为一旦企业的技术发生变革、认知发生改变，就意味着企业已经走上了更加环保或更加绿色的路径。当然，我们也需要同时看到，经济波动等因素仍可能引发一些短期行为的反复或者反弹。

　　这些企业发生变化kaiyun全站，不仅仅是因为当下环境政策加严或环境标准加严的问题，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对企业长期竞争力的考量。调研中，很多企业直接回应说不改不行，必须面向未来。因为未来的中国包括全球市场，污染企业、污染行业、污染产品和污染工艺一定是没有市场、且不具备竞争力的。所以，社会和企业的长期预期对整个行业和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和改变非常重要。

　　疫情之后，经济复苏和低速增长肯定会对污染治理带来一定的短期压力，甚至会带来一些反弹风险。但2023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向企业和社会表明，未来总体的绿色发展方向和战略是不会变的。这种长期绿色发展信号的释放，稳定了预期，相关企业即便遇到一些困难，也不会出现大规模退转。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社会和企业的长期预期对于企业的环境行为选择和改变至关重要，那么怎么样保护好对长期的稳定预期？最关键的就是政府需要不断强调污染治理和绿色转型的决心并持续释放这种稳定的一致性的政策信号，引导和激励企业制定长期环境保护战略，注重长期投入，推动污染治理从“被动达标”迈向“主动创造价值”的转变，使得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不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口号，而是切实的行动最终实现环境与发展的深层兼容和共赢局面。

　　我国治理空气污染，设立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为了保护人群健康，尤其是对于以 PM2.5 为代表的细颗粒物，对人体健康会产生多种负面影响。 2012 年，我国修订标准的时候，本土的科学证据相对较少，更多借鉴了国际上的研究。 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针对本土人群的科学证据也越来越丰富。 想要请教阚老师的是，污染物暴露与健康效应之间的关系，近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研究结论？

　　过去十年高强度的政府资助，使我国用于本土空气质量修订的人群证据越来越充分。无论是长期暴露队列研究，将年均值与健康相联系，还是时间序列病例交叉研究，将日均值与健康相联系，一系列全国尺度的大规模人群调查都相继完成，为我国未来修订空气质量标准提供了很好的本土健康证据。

　　空气质量对健康的影响贯穿全生命周期。近年来，流行病学家发现空气质量对生殖和发育的影响很大。例如，陆军军医大学和南京医科大学的团队发现，空气质量下降会影响男性质量，相关的人群队列研究和动物实验都证实了这一点。

　　此外，我国不孕不育率上升较快，结婚夫妇中不孕不育率已超过15%。人工辅助生殖技术逐渐被更多人接受，全国统计数据显示，每100个孩子中约有三到四个是通过人工辅助生殖出生的。研究发现，这部分孩子对空气质量格外敏感。国外一项研究显示，在人工辅助生殖操作中，和卵子结合瞬间，房间内使用空气净化器可以提高人工辅助生殖的成功率，这说明空气质量在人生每个阶段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儿童来说，研究发现空气质量提高可以降低早产的发生率。我国PM2.5与15%到20%的婴幼儿早产有关。儿童在四到五岁时，由于个子矮，呼吸带正好处于小汽车尾气排放的高度，更容易暴露于空气污染源。同时，儿童单位面积下的身体质量比成年人大，这意味着在相同PM2.5暴露水平下，儿童的健康风险更大。

　　心理健康与空气质量、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山西大学桑楠老师2024年底开展的一项毒理学研究显示，将老鼠暴露于山西太原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环境中，发现PM2.5暴露可以通过影响大脑神经中的多巴胺通路来增加小鼠的焦虑行为。多巴胺是人体快乐的来源，运动时人体通过一系列神经反射分泌更多的多巴胺，从而让人感受到快乐。而PM2.5暴露会影响多巴胺相关的受体，进而影响小鼠的焦虑行为。这表明，PM2.5对心理的影响并非玄学，其背后有着坚实的生理学和病理学基础，以及物理和化学基础。

　　我和海东合作的第一个项目是2003年启动的亚洲大气污染健康影响研究，当时在北京和旧金山开会，研究亚洲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项目在中国选了上海、武汉和香港三个城市，这些城市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科研力量强大。从2003年开始的这项研究，为2012年环境质量标准的修订提供了重要支撑，尤其是基于哈佛大学六城市研究的结果，明确了PM2.5是影响人体健康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

　　另外，与国际上比较，中国人口密度大，改善空气质量受益的人口比其他国家多得多，所以有时考虑空气质量时希望按人口加权平均，因为人口多的地方空气质量改善与人口稀少的地方改善权重应有所不同，从中国人口分布特点来看，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些人口集中的地方，首先推动空气质量改善，这既与当地的污染较严重有关，也与这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地带有关，同时也是抓住区域联防联控的好背景。

　　近年来，我们的空气质量有了历史性好转，这个好转是与自身相比而言的，但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指导值相比，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2012年颁布的环境质量标准，是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颁布的，在中国所有环境质量标准中，这是唯一一个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颁布的，可见我们把空气质量改善放在了特殊重要地位。

　　标准体系包括标准、基准和评价三个概念。以美国为例，其标准修订基于一定时期的环境毒理学、流行病学证据以及环境风险判断等，对环境空气中的浓度做出限制性规定。在美国，空气质量标准与《清洁空气法》同等重要，是空气质量管理中最高级别的法规文件。

　　在美国，空气质量标准与基准在管理制度实施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基准主要从科学事实出发，依据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暴露响应关系，通过科学家共识找到最低风险阈值，以最大限度保障人身健康。在全球范围内，仅有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独立制定了或正在制定空气质量基准。美国空气质量管理体系将标准与基准合二为一，同时也会进行经济项目评估。

　　标准修订的流程包括：第一步，综合科学评估报告，基于美国或北美的最新科学事实；第二步，风险评估报告，判断美国本土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及最新评价结论；第三步，政策评估，假设更新空气质量标准限值后，哪些地区达标或不达标，以及相关的政策分析，包括减排政策、标准实施对各行业及经济发展部门（如电力、交通、工业等）的影响。

　　美国标准更新流程相对科学，其特点是每个环节，无论是综合科学评估、风险暴露评估还是政策评估，都有清洁空气科学咨询委员会提供科学支持，同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包括科学家、律师、企业（污染企业或治理企业）及政府代表等，公开评论标准更新或政策制修订过程中的各类影响，并提出完善建议。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综合各方意见，以达成对全社会最公平、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大气污染治理行动中，不断评估和调整策略是必要的。例如，是否将居民用煤取暖炊事纳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曾经过深入研究。在多个城市研究了室内燃煤污染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发现室内燃煤污染对健康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室外。从烧煤炉子到烧天然气的转变，不仅改善了空气质量，还提高了社会的便利性。从烧小煤炉过渡到煤气罐，再到天然气管道，这一过程是社会进步的缩影。

　　制定“大气十条”时，进行了预评估，明确了采取何种行动、投入多少资源以及如何确保空气质量改善。2013年6月，“大气十条”通过，9月国务院正式公布。

　　2015年底到2016年初，受环保部委托，中国工程院对“大气十条”执行情况进行中期评估，结果显示各行业在环境质量标准的推动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北京如果不采取超常规措施，京60（2017年北京PM2.5浓度降到60微克/立方米）存在不达标的风险。京60是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世界做出的承诺，必须实现。因此，评估后加大了力度，包括改造燃煤锅炉和居民散烧煤，取得了显著进展。

　　2016年底到2017年初，北京再次出现长时间污染，北京市是否发布红色预警成为讨论焦点。有人说红色预警会可能给北京市抹黑。我当时说北京市的污染还不够黑吗？还用人抹吗？这个红色预警，说明我们正视矛盾、正视困难、有负责任的客观态度。最终，时任环保部长陈吉宁拍板发布红色预警。这一举措促使总理基金设立，推动京津冀空气污染治理。2017年，“大气十条”目标基本实现，北京的平均PM2.5浓度达到58微克/立方米，圆满完成了预定目标。

　　2018年到2020年实施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进一步推动了大气环境质量的持续改进。行动计划从治本入手，重点包括能源结构调整、工业结构调整、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和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这是从能源、产业、交通和土地利用的角度全面推动大气污染的源头治理。同时，首次将大气污染物减排与温室气体减排结合起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到2020年，北京市的PM2.5浓度降至38微克/立方米，取得了历史性改善。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到2017年的微克/立方米，再到2020年的38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持续向好。

　　空气质量标准及其达标情况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空气污染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密切相关。所有与人相关的事情都涉及空气污染排放，当然也包括天然源。因此，减污降碳和大气治理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达标管理是这一总抓手中最落地、最有效、最全面的手段，能够有效衔接国家层面的管理战略和保护老百姓健康收益。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出台后，明确要求各地达标，但在政策层面并未明确达标的实现路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浓度水平与标准相距较远。然而，到2019年、2020年后，中国空气质量已经显著改善。2023年底，国家出台的文件不仅包括美丽中国的指导意见，还包括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行动方案，均首次提出所有城市都要限期达标。特别是对于PM2.5浓度在40微克以下的城市，希望在“十四五”末期达标；对于40微克以上的城市，则需要制定限期达标计划。

　　今天讨论主题围绕的是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和更新，虽然这是一个引导性的指标，但相对于大气治理和减污降碳来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如果我们重新拉远视野来看，我们常说大气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走平衡木一般的多目标寻优的过程，还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 “ 大气十条 ” 三期之后，对于即将到来的 “ 十五五 ” ，有什么建议 吗？

　　首先，在环境暴露方面，未来我们必须关注大气复合污染以及多个重要污染物的协同效应。此前，一项大规模全球研究揭示了一个现象：PM2.5与臭氧这两种广泛关注的污染物，存在“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即它们在协同暴露后会产生更强的交互作用。因此，在整个大气污染治理体系中，有必要考虑复合污染的这种叠加效应。

　　其次，从健康角度来看，过去，我们通常认为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是受大气污染影响的主要系统。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意识到糖尿病、生育障碍、早产等健康问题也与污染有关。但我认为，在新一代的健康研究中，空气污染与更多健康效应的关联将被进一步揭示。

　　标准更新首先要强化空气质量基准的系统研究。建议环境部门和卫生部门加强合作。基准是制定标准的“尺子”，而卫生部门掌握着大量人群暴露数据，这些数据对于环境标准制定和基准研究至关重要。应依托环境基准委员会，建立环境与卫生健康部门的紧密合作机制，实现数据共享、平台共建，并联合攻关重大课题，以准确把握空气污染、健康影响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科学联系。

　　WHO研究表明，PM2.5浓度在5微克/立方米以上就存在健康风险。不同地区可以设定不同目标，如海南可设定在10-15微克/立方米，广东在15-25微克/立方米。是否可以采用中国原有的两级标准体系，一级为25微克/立方米，另一级为15微克/立方米，让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情况瞄准不同目标，这都是值得探讨的。

　　2023年提出的是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政策目标，那么未来五年是否可以提出全面改善的目标，将臭氧作为新的威胁纳入考量，推动从传统空气污染治理到降碳协同的综合绿色转型，实现能源和经济的全面转型。关键在于能否确立2050年的空气质量长期战略目标或愿景。在科学层面，清华大学和规划院都有一些相关研究。在国家层面，是否可以树立一个新目标，即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实现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当甚至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水平，用25年时间赶上他们的水平，这值得我们去考量和努力。

　　在实现路径上，如何通过前端结构减排确保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至关重要。因为化石能源（煤、油、气）的生产和消费大约贡献了三分之二的PM2.5和五分之四的臭氧。如何削减这些化石能源的使用，包括散煤替代、钢铁行业电炉钢转型、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建筑和交通全面电气化等，都有现成或创新技术可供挖掘和应用，以将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降至最低。否则，在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尽管空气质量在改善，但健康风险可能不降反升。

　　一是在制定污染防控战略以及政策中，要进行充分的社会经济分析，尽可能寻求和实施具有成本有效的污染控制策略和政策，规避以不计代价的方式实现环境目标的决策；二是应尽可能发挥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形成有助于绿色发展的价格信号，为环境行为改进提供持续激励，使得环境保护转化为各主体的长期内在自觉。而不是高压之下的短期行为矫正、压力放松之后的强力反弹，避免环境政策公信力不足的问题。

　　三是除秉承污染者支付原则之外，还应充分体现使用者支付和受益者支付的原则，让改善了环境、提供了生态服务功能的人，特别是那些生态脆弱区的相对贫困的群体能够因为保护生态环境而获得相应的回报；四是继续确保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权利，信息公开、公众参与以及公益诉讼等方式，这不仅是权利和责任的体现，同时也会大大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

　　中国能源结构中，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但煤炭消费仍居高不下，“十四五”期间呈现增长趋势。交通运输领域，客货物流需求旺盛，重型车辆运输污染问题突出。PM2.5中硝酸盐占比上升，取代了过去硫酸盐的高占比，这表明二氧化硫控制已有成效，但硝酸盐和有机成分占比增加，且重金属等强毒理性成分依然存在。这些成分与经济社会活动紧密相连，意味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面临更大难度，需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挑战。

　　一方面，空气质量尚未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变，我们仍未达到这一关键节点。另一方面，能源领域对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依赖依旧显著。尽管我们不断强调减少煤炭使用，但在调峰等环节仍离不开煤炭，这使得“十五五”期间煤炭消费量预计还会增长，加大了减排难度。以临汾为例，当地经济高度依赖煤炭，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仍在进行中。PM2.5中含氮化合物、有机碳成分的占比越来越高，这导致了PM2.5和臭氧控制的协调性问题，必须加大氮氧化物和VOC（挥发性有机物）的协同控制，以减少PM2.5和臭氧的浓度。

　　近年来，PM2.5浓度虽有下降，但臭氧浓度在部分地区仍在上升，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努力。优良天数虽已占到80%以上，但非优良天数主要由臭氧超标构成。臭氧污染不易察觉，万里晴空、阳光明媚时，也可能潜伏着VOC和氮氧化物形成臭氧的风险。因此，我们需要加大氮氧化物和VOC的协同减排力度，以促进PM2.5和臭氧的系统控制，保护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

　　从宏观目标上看，2007年到2009年，中国工程院和环境保护部曾开展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提出到2050年，中国的大气环境质量基本达到WHO的指导值。当时WHO的指导值是10微克/立方米，加上“基本”二字是因为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不可能达到，也有人认为中国40年一定能达到，最终融合为“基本达到”。线微克/立方米的任务非常艰巨，仅靠空气质量改善措施难以实现，必须将双碳目标与空气质量改善协同推进，借助双碳目标的历史性决策向前迈进。因此，下一步大气污染控制的步伐如何走得更坚定、更长远，关键在于与双碳目标的协同。

　　此外，科学研究应作为空气质量改善的基本支撑，为改善目标提供坚实支持。这包括人体健康、环境健康方面的研究，以及对空气质量污染物的形成、消散、区域传播等进行深入研究。京津冀污染综合治理重大专项将精准治理和智慧决策作为重点，因此，基于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使决策更科学、更快速，也显得尤为重要。前途是光明的，但必须付出艰苦的、卓越的、不懈的努力。任重道远，以实际行动迎接空气质量由量变到质变那一天的实现。